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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科在世界范围内面临影响力边缘化的困境，不仅如此，整个当代社会都因为人文主义传统的逐渐退场而面临危机。人文主义对促进社会理解与和平具有重要价值。人文主义不是一套普世价值观，而是对文明整体的研究，它首先建立在古典文献知识之上，并且在文明自身的内部比较中进行研究，传承算法无从把握的文字背后的内涵。人文主义哲学为人文科学在20世纪的法国诞生奠定了基础，但当前西方人文科学更多地导向一种社会斗争，而不再致力于理解社会现象，背离了人文主义守护文明发展的使命，转向解构西方文明。然而，法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因过度依赖欧洲机构而受到干预，没有能力做出改变。法国政府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背离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原则，首先追求规模扩大和媒体影响力，不仅不能为深度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结构，反而加剧了对欧洲的依赖。欧盟主导的国际交流对人文科学至关重要，但随着人文科学吸引力下降和岗位不足，欧洲也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

　　在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影响甚至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社会交往和价值判断模式。事实上，人文学科专业招生规模缩减、经费削减等影响力边缘化的表现早已在西方社会出现[1]，而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下，“文科专业倒闭潮”[2]也成为中国的热点话题。潘夏教授认为，西方人文科学界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文科学中人文主义传统的边缘化。尽管人文主义对于促进社会理解与和平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一思想传统事实上已经面临衰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深入了解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的多维度价值，本文通过对话的方式，分享潘夏对人文主义、人文科学和法国教育研究体系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潘夏多使用更强调科学研究的“人文科学”（science humaine），而非更强学的“人文学科”（humainité），本文在引述他的观点时会使用前者，而在表达与高等教育学科内的观点时使用后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夏认为，应该重新理解人文主义的深厚内涵。他指出，人文主义创始人之一、意大利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1463—1494年）以成为和平的使者自许，倡导“和平的世界主义”，并被称为“和谐伯爵”（Comte de la Concorde）。[3]正是在皮科的伟大愿景下，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对文明的整体研究被建立起来，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础。潘夏指出，人文主义首先建立在知识之上，这种知识不是任意一门人文科学的知识，而是作为整体的古典文献（philloqique）知识。古代语文献是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的唯一途径——不是与外部的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而是内部的比较。对于西方来说，就是在西方文明与自身的比较中进行研究。他指出，法国的古代语言知识水平正在衰退，而任何人工智能都无法弥补这一缺陷，因为人类经验的真正智慧并不完全基于字符的排列组合，而是基于字符的含混性，只有基于历史的文化活动才能调动和利用这种含混性来使意义更丰富和更复杂。换言之，算法可以把握它所处理的语句的外延，却无法进入其内涵。无论我们称之为“敏感性精神”（esprit de finesse）[4]或是“类推的智慧”（intelligence analogique），正是这种文字背后的内涵维系着文明的传承。因此，我们绝不能将人文主义与所谓“数字”的人文研究混为一谈，后者只是处理文献语料库大数据的研究，只有数字人文研究并不足以支撑人文主义问题域。

　　同时，潘夏也强调，这个问题域不能局限于诉诸一套普世价值观，即使这些价值观是以《人权宣言》的各种形式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于人们数千年来的文化生活的知识，在这种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和道德与法律体系实现文化的交流和实践。比起塑造人，人文主义更致力于理解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值得深思。这种知识系统起初可能被称为“古典文献研究”（philologie），但当它在这种源头知识和对文明史反思的基础上，显示出自己能够追溯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并注意到这种发展中的不变因素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哲学，一种思考的方法。这就是说，人文主义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并且在将这门科学延伸为对人类能力的思考时，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就成功地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论[5]。

　　潘夏首先指出，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法国，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宗教史、涂尔干和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社会学、葛兰言（Marcel Granet）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汉学、本维尼斯特和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的印欧语言学，以及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民族学，都可以认为是人文科学的奠基石。当然，还有更多本文没有提及的学者。这一继承了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科学系统可以涵盖整个20世纪的法国文化。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为这一有影响力的学派找到了支点。然而，在二战后社会变革和冲突的影响下，这种影响深远的科学和人文文化发生转向，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启发下成为了挑战西方文化传统的阵地。在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作家的推动下，这种结合在法国催生了所谓的“68思想”，塑造了一种反叛性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之所以格外有力，是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大学界，还传播到了美国，并在不同程度上孕育出了“觉醒”（Woke）的意识形态。

　　潘夏不讳言地指出，法国大多数优秀的研究人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作为共同体的）欧洲提供的资助来发展自己的工作。然而，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只关注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如“文化研究”“去殖民研究”、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和少数族群权利。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领域不是从知识出发到批判，而是从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批判立场出发，其批判的意图坚定，以至于知识的时刻总是被延迟（le moment du savoir est toujours retardé），让位给无所不在的行动主义。所有的话语在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稳定基础之前，就根据其政治意义和媒体影响进行评估。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导向型”（politiquement orienté）知识，或者用英语说的“政治推动型”（politically engaged）知识。

　　作为例子，潘夏提到法国的东方学研究。在19世纪，法国人对东方的研究基于对异域情调和殖民时代旅行的热情，这为艺术创作开创了空间，无论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还是波德莱尔、杰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和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诗篇。在中国研究方面，谢阁兰曾为异域文化的创造性进行辩护。随后，萨义德和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对这种东方主义提出挑战，甚至将其转变为一场争取人民解放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争论中，一些基于人文主义方法的东方学研究成果，如亨利·柯宾（Henry Corbin）、他的老师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的工作被边缘化，如今让贝的工作更多地受到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觭aise）法语文学研究者的称颂，而不是东方语言专家和欧洲以外文化专家的认可。

　　潘夏指出，在法国，由于对文学文化的尊重和对精彩演讲的热衷，哲学仍然主导着国民性的辩论。但他强调，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哲学知识跨越了近三千年而没有中断或被遗忘。新哲学总是对旧哲学的恢复和重新整理，正是这种不断的重新诠释使哲学能够学科的分散和科学的“区域化”（régionales）主张，而这些与哲学的普遍性相对立。在这方面，自吉尔松（Etienne Gilson）的开创性工作以来，法国在哲学史，尤其是中世纪和古典哲学史方面的知识生产一直很出色。关于思想资源的知识并不脱离思想的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勒兹的著作以对康德、休谟、柏格森、斯宾诺莎和尼采等过去的哲学家的非凡原创性表达开始，以对莱布尼茨的概述结束。近年来，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下，法国思想与哲学史渐行渐远，尽管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继承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存在的历史”的研究，依然与哲学史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马里翁（Jean-Luc Marion）关于笛卡尔的著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潘夏强调，哲学的目标是使理性得到正当的使用，因此它绝不是一门单纯的人文科学；相反，它为人文科学的认知论有效性确定了条件，因为它界定了知识的范畴，即科学的一般秩序。一旦确定，这种认识论秩序就可以应用于人类科学。将哲学建立知识的一般条件与“人的科学”计划相协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Philosophie positive）思想也是一个类似的方案，尽管其代价是对绝对科学（如伯朗士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激进批判。尽管如此，人文主义哲学原则上拒绝实证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力图将人的科学与终极目标的确定结合起来。[9]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哲学继承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关于人的尊严的哲学的庞大计划。这种尊严源于人“无限”的潜能，因此，无论是真、善或美性质的尊严，都建立在人类心灵与无限本身之间的基础关系之上。这也是使人文科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石性问题。

　　但人文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是顺理成章的，潘夏指出，它始终处在历史现实与理性逻辑的交织中面临重重困难。在法国，人们谈到哲学总是从笛卡尔开始，但笛卡尔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这种人文主义哲学的发展：笛卡尔固然深化了作为确定性来源的知识证据领域，但他却将人类记忆的深厚遗产抛弃到了不确定的领域。从那时起，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往往更多地出现在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巴尔扎克等作家身上，而不是专业哲学家身上。可以说，人文主义的斗争就是不断从文学中取回这些宝贵遗产，为构建人类精神的形而上学寻找新的理性根基。他认为，在皮科之后，那不勒斯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其《新科学》（Scienza nuova）的几个版本中最好地实现了这一计划。事实上，《新科学》也确实有先驱意义地启发了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这部巨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翻译成中文。[10]但随着20世纪的世界动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究走向了彻底反人文主义的方向，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福柯也持类似思想。

　　对当今法国的人文科学界来说，潘夏指出，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学派保留着理解社会矛盾的真正计划，但他们拒绝接受人文主义设想给出的方案，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幻想。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和卡尔桑提（Bruno Karsenti）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危机的启发，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形而上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必要的联系。至于拉图尔（Bruno Latour），他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加入了环境学的因素，并把某种形式的灵性（une forme de spiritualité）保留在个人领域之中，而这并不构主义方面的哲学觉醒。不过潘夏认为，在当代音乐艺术领域，尤其是声音实验主义中，尽管其技术性往往多于表现性，某些人文主义哲学的元素被引入其中。如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的作品就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

　　潘夏指出，遗憾的是法国不再有能力为自己在国内培养的研究人员创造更多岗位。因此，法国实际上在为其他国家培养人才、提供扩充研究的力量。旅行变成了迁徙，迁徙变成了利用，不再是为了研究而旅行，而是为了经济移民。潘夏希望看到，至少研究人员在新机构工作几年后能够回到培养自己的大学。但他也观察到这种回国现象很少见，而且更多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的决定，而不是受到了法国吸引力的影响。他担心，欧洲注定要面临一种国际迁徙，欧洲大陆最优秀的人才会离开欧洲。但他也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咎于欧洲人，因为他们将自我憎恨（la haine de soi）作为研究的动力和求知的动机。因此，他们削弱了自身的潜力，并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动摇自身卓越所依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