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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活动呈现出数字化发展的特征。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发展群众体育的主体，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日益深刻，数字化转型趋势愈发明显。在具体社会实践过程中，“技术-组织”的互动机制成为驱动体育社会组织变革与转型的关键因素。依据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分析框架，对多个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体育社会组织的互构表现出技术逻辑主导的数字穿透、组织渐进调适的数字变革、回归体育本质的技术反塑等阶段性特征与作用机制。研究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体育社会组织应树立数字化转型观念，加强组织人员技术服务能力；促成组织者协同联动，改善体育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尊重技术实践性规律，协调组织与技术适配性发展。

　　体育组织是承载体育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体育管理活动的实践主体（柳鸣毅 等，2021）。随着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广泛运用，传统体育组织的运行规则与逻辑发生嬗变。《体育管理：原理与应用》（Sport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将体育组织数字化转型列为体育管理十大议题之一（Hoye et al.，201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推动体育数字化发展，探索推进“数据要素×体育”行动，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体育组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支撑体育产业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尽管数字技术作为体育组织发展的手段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蒋亚斌 等，2023），在实践层面也表现出数字赋能公共体育服务等治理的实践创新（邵雪梅 等，2024；张洪柱 等，2022），但鲜见有关体育组织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行政组织，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关注甚少。当前，在体育组织形态中，体育社会组织的种类较多、规模较大且较为活跃，在参与公共体育治理、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韩慧 等，2019；刘映海 等，2025；赵鹏 等，2023）。数字时代进程中，体育社会组织依托数字技术获取竞争优势、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作用愈发显现。数字化让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服务模式、运营方向等发生深刻变革，帮助其提升社会价值，达成新的组织形态（刘兵 等，2023）。然而，转型期的体育社会组织在经营理念、组织结构、服务模式等方面尚未稳定，习惯于保持当前的运营和现状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将数字化列入其战略计划（戴健 等，2022；刘兵 等，2023；Thompson et al.，2024）。因此，本研究关注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既是对重要理论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我国体育管理实践问题的有益探索。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技术与组织的互动过程，理解二者的作用机制是把握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线索。组织并不是任由技术逻辑主导其发展，而是要在与技术的共时演化和即时性互动中实现转型与发展（李慧慧 等，2025），即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既要考察数字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也要关注组织对技术结构的建构（吴磊 等，2024），充分考虑不同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在其中对技术与组织的双向建构与行动过程（张燕 等，2009）。目前，学界鲜见在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技术与组织内涵的理解较为静态，且较少关注其中的作用关系。基于此，本研究以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为主题，以多个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实践案例为考察对象，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分析框架，对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形成更加细密、完整的解读，并提出对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平台等基础设施为支撑，引发个人、组织、产业等多个层面的变革（曾德麟 等，2021）。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组织重大业务改进和组织变革，创建新的组织模式，重新思考发展策略，适应外部组织环境的变化，并在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学习保持竞争力（Karimi et al.，2015）。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战略性价值（Valdez-de-Leon et al.，2016）。数字技术推动线下业务流程转移到线上，使组织可以更清晰全面地了解整体业务状况、各环节进展情况，提高工作效率。管理者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治理升级，通过整合线上、线下业务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高组织绩效，实现管理优化与组织创新（聂勇浩 等，2025）。

　　已有文献聚焦于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首先，互联网是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动因。随着公众在线时长增加，互联网的使用取代了传统的离线社交互动，线下社交行为与时间密集型志愿服务参与度持续降低，基于物理空间进行深度人际互动和时间投入的社会组织模式面临转型压力（Filsinger et al.，2019）。因此，社会组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战略规划体系，系统评估机构资源禀赋与预算条件，以数字技术重构公众参与路径。这种转型本质上是技术驱动下的服务模式升级，旨在通过数字工具创新社会联结方式，使组织发展与社会交互形态保持同步演进（吴磊 等，2024；Campbell et al.，2020）。其次，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是信息披露（Cavicchi，2023）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Sun et al.，2021）。通过媒体平台的信息扩散功能，对传统宣传与营销方式进行升级，其转型目的为精准定位目标人群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张文龙，2025）。此外，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体现在志愿者招募、管理及维护（招募与维系外部志愿者、志愿活动推进），信息公开及影响力传播，专业培训工作开展，项目整理归档存储，日常工作沟通/会议交流，项目执行效果追踪与反馈，项目流程管理和日常行政及内部管理等11个方面（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等，2023）。《全球非政府组织技术报告（2019）》（Global Ngo Technology Report 2019）指出，全球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投资增加了51%，组织数据库是重要的数字技术工具，在辅助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决策者能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较大的组织将拥有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Nonprofit Tech for Good，2019）。在日益市场化、数字化的环境中，社会组织试图维持其组织和服务，采用商业化的特征和策略，通过大数据技术履行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合同义务，并向出资者展示效率和有效性以适应来自资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压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和其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系演变，实现技术官僚的组织管理（徐家良 等，2017；Janssen et al.，2016）。虽然许多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时间紧迫的方式引入技术驱动（Carroll et al.，2020），但是转型过程没有从战略上启动，许多变化本质上是被动的（李珮 等，2023）。

　　体育社会组织是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与主体，担负着减轻政府体育治理压力、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重要职能（陈丛刊 等，2018）。当前，体育社会组织需积极面对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Best et al.，2021），将数字技术转化为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助推器，释放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刘兵 等，2023）。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变革是从“小数字”（digital change）到“大数字”（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变化过程，需要管理者在组织内部先进行数字技术的删除、修改或采纳等行为，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再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实现重大业务改进，进而推动其战略、结构、系统、人员、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发生变革（Stone，2019）。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包括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利益相关者信息共享、服务对象实时交互、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以及促进与外部伙伴建立关系和联盟等方面（Thompson et al.，2021），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在这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Naraine et al.，2017）。然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应与组织的发展战略、价值目标、人力资源实践等相联系才可能构成数字化转型（Thompson et al.，2024），理解体育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技术结构与组织结构关系成为分析这一议题的关键。

　　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经历了技术决定论、技术结构化理论、互构论的发展脉络（邱泽奇，2005；张燕 等，2009）。其中，技术决定论将技术看作自变量，将组织看作因变量，强调技术对组织的线性影响，侧重技术的抽象属性和工具效率，即通过数字技术再造组织结构和组织网络配置形塑组织工作方式，以提升组织效能（任敏，2012）。技术结构化理论从个体组织内部层面考察技术应用，聚焦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制约（Barley，1986；Burt et al.，2000）。随着时间推移，分别从技术、组织各自的视角对技术与组织的关系进行探索的局限与弊端逐渐显现，充分考虑二者结构与实践特性的互构论成为研究分析技术与组织关系的重要思想与理论指导（邱泽奇，2005；武中哲，2006）。互构理论认为，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不应将技术纯粹地视为自变量或因变量，而是要秉持过程性的视角考察技术与组织的互动过程，技术的应用体现出技术与组织互动的本质（高晶 等，2007；Orlikowski et al.，1992）。技术应用的实践性是互构论的核心观点，也是技术与组织互相构建的前提，包括技术重要性、技术科层制、技术结构弹性等三方面内涵（邱泽奇，2005）。首先，技术重要性反映的是技术对于组织达成目标的重要程度，技术越重要，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就越强。其次，技术科层制反映的是不同技术对组织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组织中也存在技术的等级制度。最后，技术结构弹性指的是技术结构与组织结构相同，具有弹性调整空间，技术结构弹性既来自技术本身，也来源于技术设计者的智慧、文化。就技术设计者而言，组织内源的技术与组织外源的技术相对于组织既有的结构，其所具有的结构弹性并不相同。外源性技术是指一个组织所使用的技术是另一个组织的产品，使用技术的组织不掌握技术的核心结构也没有对技术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能力，反之就是内源性技术。在体育社会组织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推动体育社会建设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健身需求中需具备行业管理、公共服务、自治自律的管理、沟通、服务等技术结构。数字技术与这些体育社会组织固有的技术相比具有技术结构弹性，因而具有与组织的互构空间。而在具体实践中，数字技术行动者（包括技术设计与使用者）推动数字技术在体育社会组织中进行实践与应用的同时，也会促使技术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完整的数字技术与体育社会组织互构的行动过程（图1）。在技术实践性的前提下，技术设计者通过改进旧有技术实现技术系统升级，将外源性的数字技术系统嵌入体育社会组织，使数字技术系统适应组织环境、实现组织技术兼容、满足组织需求。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体育社会组织，使其实现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的高效匹配、体育数据的精准管理应用以及组织人员架构的灵活调整。然而，这也会触发技术应用与体育社会组织的原有组织目标、流程和结构间冲突，从而引发技术使用者（组织管理者）调整旧的组织形态，重构为新的组织形态。同时，体育社会组织通过组织人员调整、组织结构完善、组织系统更新、组织文化变迁等重组组织形态路径，对数字技术系统提出技术变革的期待与要求。随着数字技术在体育社会组织中的深入应用，体育社会组织的实践和治理需求成为推动数字技术迭代更新的重要力量，促使数字技术应用更贴合体育社会组织的实际需求。

　　本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多案例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在类型和业务范围上存在广泛的差异，这使不同类型的体育社会组织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与数字技术的互动方式可能各不相同，多案例研究能够在不同案例的关键性条件下验证共同的机制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果（Graebner，2007）。2）体育社会组织在实践领域尚未实现普遍的数字化转型，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宏观统计数据难以捕捉体育社会组织在变革与转型中和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通过比较分析少数典型的案例能够呈现数字化转型的共性与差异，进而对体育社会组织中的技术-组织互构关系进行具体的阐释。3）考虑到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这一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多案例方法能够尽可能求同存异，找到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普适性的表现特征。

　　体育社会组织是推广运动项目、服务会员群体、培养后备人才、传播体育文化、促进行业自律的践行者（黄海燕 等，2024）。为了更好地契合研究问题，本研究案例选择与具体运动项目相关的体育社会组织。一是这类体育社会组织的业务场景相对明确，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运动项目发展密切相关，需求更为具体，便于观察技术实践与应用的针对性。二是运动项目类的体育社会组织转型情况是体育社会演进的缩影，组织运行通常与教练员、裁判员、政府及有关部门、体育企业等主体联系紧密，其数字化转型发展更能揭示体育生态的复杂性，区分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体育组织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此外，我国运动项目类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较多且活跃，这些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为其他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有依据、更加普适的实践启示。因此，本研究选取S市体育单项协会P、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R、J市体育单项协会B、H市体育俱乐部T等为研究对象。4个体育社会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基本反映出可观察的技术与组织互构的过程脉络，折射出组织的技术实践过程。在行动者数字化转型意识引领下，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在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场景、体育服务模块等方面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将数字化转型视为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产生战略与人员调整等组织变革。通过数字化部署，在成员服务、赛事运营、活动指导、运动指导等业务和服务内容呈现信息化、智能化等发展特征，构建以体育行业信息公开、体育服务数据采集、运动表现智能分析、体育赛事与活动线上直播等为内容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数字化转型成效。

　　数字技术与体育社会组织的互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有阶段、长期的过程，双方的行动者在同一时空内通过各自的技术结构与组织结构进行共时性演化和即时性互动，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图2）。初始阶段，数字技术对于体育社会组织而言是触手可及的，体育社会组织历经技术逻辑主导的数字穿透，通过平台、数据等技术结构加工，产生了体育社会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的碰触。而在适应阶段，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数字赋能体育社会组织实现了效率升级与功能优化，引发了持续性的组织变革。技术与组织的交融程度更深，创造了更大的弹性适应空间结构。最后，体育社会组织并非任由数字技术工具主导其发展，而是要根据组织自身的目标、愿景、使命等体育属性过滤后，重新思考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提出更高的技术期待，制定全新的组织发展规划。

　　数字技术随着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不断进步，催生线上化服务供给模式，改变体育传播的底层逻辑并重塑传播模式。线上化供给方式的转变不仅重构体育服务的生产流程与传播路径，更在实践层面证明数字技术对体育组织服务创新发展的影响力。因此，体育社会组织将自身服务职能与互联性相匹配，通过技术引入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的新型服务生态，并充分发挥线上模式的重要作用，满足大众的体育服务需求和组织发展需要。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社会宏观层面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对体育社会组织变革的反推效应更加明显。在大量体育赛事取消、线育活动中断时，传统的体育组织与服务模式陷入停滞，行动者必须改变组织现状以适应供需环境的变化。因此，体育社会组织引入数字技术并与体育社会组织固有的组织形式产生作用，是行动者欲求突破传统体育社会组织结构局限性的关键举措，让数字技术嵌入既是及时回应服务对象需求变化的应对之策，也是维系组织发展的内在要求。P协会通过线上组织与安排教练员、裁判员居家录制有关乒乓球技战术训练的视频，对运动项目进行知识普及和传播；R社团调整组织服务内容，通过各种线上“群聊”将跑步训练改为发布力量训练计划，配合AI配音，为组织成员加油打气，鼓励成员克服困难；B协会受“云健身”直播启发，运用数字化技术提供羽毛球教学云端服务，通过线上会议平台开展技术示范、训练计划解析等直播课程，建立教练员“云指导”机制——借助实时画面传输实现青少年训练动作观察、在线督导与及时反馈；T俱乐部及时回应成员需要，通过公众号在线提供铁人三项运动练习咨询，发布居家运动建议与指南。体育社会组织通过接入数字技术，形成覆盖面更广、范围更大的立体化体育信息传播矩阵，丰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样性，提高组织服务触达效率的同时，保障核心业务的延续与拓展，极大地缓解了供需矛盾，重塑体育社会组织从内容生产到价值传递的完整链条。

　　此外，平台化发展通过构建开放互联的主体架构，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依托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组织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行动联动，创新组织活动形式与供给内容，组织业务成效不再仅限于满足一般的基本运动需求。例如，R社团与当地社区医院联合举办运动科普体验日活动，普及膝关节常见运动损伤的防治管理知识，分享最新的健身理念、训练技巧以及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知识。通过视频号、公众号等多平台进行宣传，同步线下讲座与线上直播，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客观上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网络价值，构建跑步爱好者、当地居民、社区医院等多方联系，帮助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落实基层，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有机融合。

　　从管理上看，传统组织的分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较高，增加组织管理的层级性，形成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并将决策权集中到较高层级上，从而使组织结构呈现出科层制的特点。组织规模愈大，组织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程度愈高，采取的规则和程序愈多，垂直管理幅度愈大（凌争 等，2023）。组织应用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流转成本，组织压缩管理层级、拓展管理幅度，形成了扁平化的管理网络结构。例如，传统的体育社会组织形式在赛事组织中需要较长的流程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筹办周期，从而可能影响赛事的时效性与顺利开展。B协会进行平台化运行后，主要通过微信群进行信息的高效传递，降低了沟通成本，减少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办赛效率。同时，训练展示、活动预告、赛事报名等关键内容均由群主（主要负责人）同步上传至各群及社交平台，各成员实时接收信息和咨询，确保了传达的及时性、共时性，克服了高度分工导致沟通渠道单一的弊端，提升了办赛质量。这种更为灵活高效的运作方式也体现了体育行业协会职能转变的方向，契合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要求与趋势。

　　从服务上看，社会对多元化、个性化体育服务与产品的需求驱使体育社会组织采取技术迭代以推进体育服务专业化分工转型，本质上是推动技术服务与体育业务单元的深度协同，构建“技术驱动决策＋体育专业经验支撑”的融合管理模式，实现对技术与组织的双向促进。例如，B协会运营过程中将赛事和活动的报名与缴费及裁判员和教练员的报名、收费和发证等环节均通过与M、G技术公司合作的方式转移到数字化平台。其中，相关数据的采集、技术平台的运行与维护工作交由技术公司进行具体的平台操作，技术公司将后台的信息与数据反馈给组织，组织再根据呈现结果对技术提出要求和改进，二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精细化完成各自任务。R社团充分考虑年轻跑者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使用偏好，计划内部研发一套精准计时系统（类似马拉松赛事的计时地毯），旨在服务组织内部比赛，并向J运动科技公司提出会员对运动数据监测、训练科学化、反馈体验升级等专业化服务需求。通过合作机制，智能可穿戴设备公司基于跑团需求，根据合作协议完成技术研发，设计提供定制化的智能手表、跑鞋传感器等。R社团通过专属App提供运动场景的专业经验支持，实现用户数据实时同步，满足成员训练计划生成及社交需求。P协会通过平台对注册会员的用户进行差异化服务，包括利用组织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宣传会员创新成果、先进事迹，发布非商业性免费推广信息以及优先参加本协会组织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等多项福利。

　　同时，数字技术的普惠属性与社会组织的公共属性和价值追求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更多的异质性人群通过网络和新媒体接触体育社会活动，数字技术为不同的人群增能赋权，使其具有更多接触体育社会组织的机会，也催生体育社会组织多元化人群服务的价值主张，形成包容、开放的数字化服务文化。比如，B协会承办的羽毛球联赛通过不同平台开放了多个报名渠道入口，每个赛季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团体赛和单项赛的分组、抽签、赛程进行更精细的安排，再通过平台反馈调整未来比赛的策划。R社团在早期的线下运作中，参与群体相对单一，成员扩展存在局限。随着转向数字化新媒体，社团借助平台的引流推流机制不断“破圈”，吸引更多跑者加入，也为原本较少了解此类组织的人提供了接触和参与的机会，多元化成员的融入增强了社团的凝聚力和开放性，对保持组织活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历经组织数字变革的认知更新，数据成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更加看重的管理对象。数据数量、数据质量、数据时效性、数据保护机制、数据安全程度等均会直接影响体育社会组织运行的效率与风险（王岭，2024）。体育社会组织需要对数字技术制定明确的技术运行秩序，确保在用户隐私与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数据管理的标准，建立有效的数据存储、更新与维护机制，确保体育社会服务中个人的基本信息、运动数据得到了妥善保管与合理使用。数据驱动的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前期受制于运营成本压力，不同平台的数据管理可能面临标准无法统一的隐形壁垒。成本压力下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率优化效果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在体育社会组织中，具体体现为难以建立标准统一的数字化系统和统筹管理组织运行数据。通常基于成本最低而非统一化管理的思路，将不同业务接入不同数字系统，未形成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因此，体育社会组织需要找寻适合自身的数字技术。如B协会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服务号等多个服务平台获取数据，导致频繁从不同源头获取相同的数据，增加了数据的存储耗费。目前，组织通过简化数据采集流程、减少平台数量等措施进行了数据沉淀与冗余消除，并根据需要通过自主研发App，设计了符合管理要求的数据系统。P协会在合作技术公司更替时发现，前期获取的数据很难转移到现有平台系统上，数据的记录字段和结构存在差异，影响了数据记录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因此，P协会在与新公司签订合同时更加明确了数据结构以及其归属与使用问题条款。R社团内部计划建立技术服务部门，致力于线上平台的应用开发，负责人同样将如何设置技术权限与工作流程作为重点问题，以防止组织成员信息泄露和组织重要资产缺失等情况出现。

　　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一场技术革命，会对组织人员数量、结构以及工作方式、工作场景、组织文化等具有全方面战略性影响。体育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应有意识地形成数字化转型思维，思考转型战略，明确转型方向，着手准备转型的必要工作，尝试在一定组织服务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的转型探索，并且培养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才和数字团队。对此，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要注重培养已有组织成员的数字化服务素养和能力，既包括常见办公软件、小程序、App等大众化数字服务工具的熟练运用，也包括智能场馆系统、虚拟赛事平台、智能可穿戴设备、运动传感器等体育领域前沿技术的领悟掌握，特别是对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类复杂数字技术人工物的操作和驯化能力，让其处理体育组织事务和服务业务的性能越来越强，逐渐将数字技能转化为体育社会组织在行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要从外部吸引具有数据管理经验、熟悉平台运行规则和具备技术执行能力的体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人才，并通过支持建立团队的方式，形成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小组或队伍，为体育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竞争找准定位、找到优势、找寻对策，引领数字化转型发展与组织结构调整相适应。例如，在组织内增设数字化转型专门领导小组，形成有团队高效推进、有部门深度支持的数字化升级机制，让高素质的专业技能成员成为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后盾。

　　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纳入最广大体育参与人群、体育社会组织、政府及有关部门、技术服务企业等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多元合作。鉴于此，我国体育社会组织需要主动加强与企业、其他社会组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联动，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在内的多种途径拓展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和资源空间，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形式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一是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并做好政策保障与资金预算。体育社会组织可以借助公共体育服务采购机制，承接数字化赛事运营、线上健身指导等政府采购项目，争取更有利的软件与硬件支持。二是在体育社会组织使用技术提供数字化服务时，要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注重吸收群众智慧，让成员参与到组织内的技术开发、产品体验之中，发挥民众的智慧和想象力，利用直播互动、云端赛事报名、运动数据共享等功能，增强用户在融合场景的交互式体验，从而真正实现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工作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此外，还要积极主动与企业寻求合作，挖掘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体育场景，建立企业技术需求与体育场景的对接机制，通过联合研发、项目共建等形式实现技术资本与社会资源互补，重点筛选与智能穿戴、运动科技相关的企业，在赛事直播、训练监测等领域开展技术应用试点，将体育赛事转化为物联网、AI算法的验证场景，将各种体育社会组织业务服务打造为新技术与新产品的“试验田”。

　　我国多数体育社会组织都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初期，技术原始资本积累较少、数字化服务资源稀缺。虽然数字技术系统的接入在总体上对体育组织运行的效率有所提升，但在具体的体育社会组织运行实践中，数字技术手段对体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可能并不相同。数字技术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需要组织管理者结合自身体育社会组织的项目特征、成员需求、服务模式等仔细甄别与研判。因此，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本质上还需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为体”原则，在保持体育组织核心价值的前提下，通过需求导向的技术筛选、渐进迭代的实施策略、动态匹配的评估标准、制度化的风险防控，实现技术赋能与组织发展的深度耦合。这要求管理者既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被技术供应商牵引陷入被动改造，还需要持续更新技术认知，通过员工培训、流程优化等配套措施夯实组织变革基础，最终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守住体育社会服务的本质功能，做到技术与组织发展的最大化适配，防范盲目的技术采纳和数据重叠、技术决定倾向的“数字烟囱”“指尖”等风险隐患。

　　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的同时，在推进全民健身稳步发展，满足全民健康需求，动员社会资源等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既是我国体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又是我国体育社会动态变化的具体缩影。体育社会组织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通过数字化转型激发其独特优势和多元功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体育建设力量。技术与组织互构的框架为洞察和理解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变革与转型的具体过程，把握体育社会组织的运作规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研究调研的体育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类型上比较有限，后续研究可以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行解读，重点关注不同类型、不同服务对象的体育社会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在特征、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差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