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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年来中国经历的苦难，被这部政论片归结为：黄土地上的“黄色文明”不敌起源于地中海的“蓝色文明”。在事实判断层面，其作者正确地写道：“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而在价值判断层面，“黄色文明”被描写为闭关自守、保守封闭、缺乏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没有市场机制、不重视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作者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大一统、专制的农业社会，它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却缺乏创新的动力，阻碍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彭慕兰考察了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结论是，中国的江南比英格兰略有优势。且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17）。

　　18世纪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年～1774年)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笔下，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稍晚的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鼻祖，他也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刘秀生的考证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与之相比，亚当斯密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见《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系的谱系》乔万尼阿里吉）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在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见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p.531)